日前的法國總統大選引發連串示威暴動。五月初，澳門首次出現遊行釀成衝突事件，引起各界關注。八十多年前的著名「五四運動」亦剛巧發生在同一月份。
「五四運動」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發生，是北京學生為了反對日本在「巴黎和會」上，向中國提出接收德國在山東省的利益，同時亦為中國反對日本提出「二十一條」要求最後通牒的四週年紀念日。
「五四運動」至今八十八年，中國已在政治、外交及文化上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公眾對這段歷史大多已經模糊，更未有深究當日遊行的情況和演變成衝突的前因後果。
參與「五四運動」的除了北京大學外，還有十三所學校，包括當時首間法政大學「法政專門學校」，該校的學生領袖在組織遊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，部份更是中國第一代的法律精英。遊行前一晚，各校代表亦在法政專門學校集會，商討翌日遊行辦法。
據當時的報章《晨報》所述，參加遊行的學生約三、四千人，當中有温和派亦有激進派。就各學生代表的公開講話，可以更了解和比較當時的局面。北大學生代表在遊行集會前，由於正與前來說項的教育部代表理論，所以耽擱了時間。當時其他遊行隊伍已在天安門前集合，由法政專門的學生代表向負責遊行秩序的步軍統領對話，而步軍統領李長泰關注的是不要引起國際糾紛，學生代表於是向他表示：
「等大家到齊，我們便要遊行，叫國民也知道有這種事體，遊行後再到東交民巷英、美、法、意各國使館提出說帖(請願信)，表示我們的意思。完後還要回到這裡，開會商議善後辦法。」又說：「我們今天到公使館是表現愛國的意思，一切行動定要謹慎，老前輩可以放心的。」
以上表述，顯然是各校前一晚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商議的結果和訴求，態度比較理性温和。當北大學生代表到埗後，亦發表了類似講話，其中胡適的高足羅家倫強調「日本在萬國和會上要吞併青島，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！中國就亡了！所以我們學界今天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，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，外爭主權，內除國賊。中國存亡，就此一舉了！……」
但另有北大學生許德珩，則發表更激烈的言詞：「……至有甘心賣國，肆意通姦者，則最後之對付，手槍炸彈是賴矣。危機一發，幸共圖之！」
遊行隊伍在公使館門外提交說帖，由於是星期日，只能轉交。而學生試圖走向一街之隔的日本使館時受到阻攔，被困於東交民巷，氣憤之下，轉往親日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官宅，並發生放火事件，事後學生只說是曹自己放火以求脫身，直至近年，事件才被証實當日是學生放火。多位參與「五四運動」的學生領袖在他們的回憶錄中指出，是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代表匡互生放火，而匡本人一直未有承認，只說「學生放火是以洩一時的忿怒」。事件不但顯示了當日的政治時局，還揭露出學生代表的品行和承擔問題。
據北京大學學者陳平原指出，「弄清是誰先喊直奔曹宅」的口號己不太可能。在火燒曹宅後，被捕學生三十二人，當中二十人為北大學生，其他院校各有少數。據遊行人數顯示，北大有三千多人，法政專門有七百至九百人，其餘各有數百，而被捕學生數字亦應與此比例相符，但當日卻未有法政專門的學生被捕。就以上演講對話和行動方面，可進一步推斷，法政專門的學生在整個遊行中表現較有組織，亦較為理性，部份甚至未有參與曹宅的衝突事件，否則不可能沒有人被捕。
「五四運動」後，多間專門學校學生發起罷課，三名「親日派」官員被罷免。另外，當時的北洋政府政策相對地開放，事後部份學運領袖仍受政府資助出洋留學。法政專門的學生在留學後返國，有的成為法官、外交官、文化學者，而北大學生亦有成為著名文人、史學家等。
其實一場學運或遊行，過程和結果正反映着國人的文明程度，「和平示威」並非必然。歷年來，無論遊行或是學運，似乎都無可避免會釀成衝突。然而，本港年前的「七‧一遊行」，五十萬港人充份表現了「和平示威」和法治精神，與當年「五四」遊行的法政專門學校學生不謀而合。「五四」至今，從歷史得知，中國一個世紀前，已有學運精英率先了解到文明和法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