紀念日

在日本文化裡，少不了大屠殺。近年至少有兩齣日本電影有關這主題，不過屠殺的是自己日本人。

今天是南京大屠殺七十週年紀念日，電台報章都在談論，北美甚至安排聽証會，作頭版新聞報導。前兩年因為官式訪問，到過南京參觀中山陵。因為是平日，只有訪問團數人，沒甚麼遊客，頗為清靜，走上幾百級石階，看到一個巨形銅鼎，有日軍炮火的痕跡。正在懷古之際，忽然聽到四面八方來防空警報，「嗚嗚」作響，活像時光倒流到戰火年代，頓時有一刻驚惶，可知當年境況。原來那天剛巧是南京大屠殺紀念日，當地每年這天都響警報作紀念。據一些老人家說，經歷過轟炸和防空警報，死裡逃生，以後即使聽見打雷也會心寒。可知經歷大屠殺的受害者心靈創傷多大。

南京大屠殺是上世紀最原始殘暴的一場血洗劫。近年則經常爭拗死亡數字。據耶魯大學著名漢學家史景遷教授研究，當時數日內有六萬二千人死亡，該期間當地被殺平民數目達十萬人，另中國官方數字統計，此後數月內被殺人數增至三十萬。

跟進下去，就如追債情況，欠債者往往諸多藉口，說沒欠那麼多之類，而債主亦毋須執拗「此人某日欠債多少」，總之追討全數。日本侵華期間，中國被殺人數達二千萬。二戰期間，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二百萬，近年仍有人質疑數目，及後被刑事檢控及判刑，這顯示了猶太人對尊嚴的堅持，值得參考。

一切從哲學開始

哲學領域如此浩瀚，任誰在裡面，都只是謙卑而平等的一份子。

《蘇菲的世界》深出淺地簡介從先蘇期的希臘直到尚-保羅•沙特時代的哲學發展，是本非常淺白的哲學簡史，等到再看Will Durant的《哲學的故事》 (The Story of Philosophy)，才算真正踏進了門檻。哲學對於入門者有如空中花園，奇幻瑰麗，也意猶未盡。

凡是哲學，到了終極，就只剩一個尋根的目的，繼而進入了宗教。即使無神論，在哲學上也配稱為一種信仰。因此各家各說，數千年來，有傾向於「創世論」者，也有傾向於「無神論」者。假如康德、叔本華、史賓諾莎的學說較接近創世論，則尼釆、笛卡兒似乎更傾向無神論。

天文物理學家霍金在他的著作《果殼裡的宇宙》說，現代科學的步伐走得太快，哲學走得太慢， 結果人類只能了解宇宙如何創生，而不能了解宇宙為何創生。

「五四運動」與遊行文化

日前的法國總統大選引發連串示威暴動。五月初，澳門首次出現遊行釀成衝突事件，引起各界關注。八十多年前的著名「五四運動」亦剛巧發生在同一月份。

「五四運動」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發生，是北京學生為了反對日本在「巴黎和會」上，向中國提出接收德國在山東省的利益，同時亦為中國反對日本提出「二十一條」要求最後通牒的四週年紀念日。

「五四運動」至今八十八年，中國已在政治、外交及文化上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公眾對這段歷史大多已經模糊，更未有深究當日遊行的情況和演變成衝突的前因後果。

參與「五四運動」的除了北京大學外，還有十三所學校，包括當時首間法政大學「法政專門學校」，該校的學生領袖在組織遊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，部份更是中國第一代的法律精英。遊行前一晚，各校代表亦在法政專門學校集會，商討翌日遊行辦法。

據當時的報章《晨報》所述，參加遊行的學生約三、四千人，當中有温和派亦有激進派。就各學生代表的公開講話，可以更了解和比較當時的局面。北大學生代表在遊行集會前，由於正與前來說項的教育部代表理論，所以耽擱了時間。當時其他遊行隊伍已在天安門前集合，由法政專門的學生代表向負責遊行秩序的步軍統領對話，而步軍統領李長泰關注的是不要引起國際糾紛，學生代表於是向他表示：

「等大家到齊，我們便要遊行，叫國民也知道有這種事體，遊行後再到東交民巷英、美、法、意各國使館提出說帖(請願信)，表示我們的意思。完後還要回到這裡，開會商議善後辦法。」又說：「我們今天到公使館是表現愛國的意思，一切行動定要謹慎，老前輩可以放心的。」

以上表述，顯然是各校前一晚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商議的結果和訴求，態度比較理性温和。當北大學生代表到埗後，亦發表了類似講話，其中胡適的高足羅家倫強調「日本在萬國和會上要吞併青島，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！中國就亡了！所以我們學界今天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，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，外爭主權，內除國賊。中國存亡，就此一舉了！……」

但另有北大學生許德珩，則發表更激烈的言詞：「……至有甘心賣國，肆意通姦者，則最後之對付，手槍炸彈是賴矣。危機一發，幸共圖之！」

遊行隊伍在公使館門外提交說帖，由於是星期日，只能轉交。而學生試圖走向一街之隔的日本使館時受到阻攔，被困於東交民巷，氣憤之下，轉往親日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官宅，並發生放火事件，事後學生只說是曹自己放火以求脫身，直至近年，事件才被証實當日是學生放火。多位參與「五四運動」的學生領袖在他們的回憶錄中指出，是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代表匡互生放火，而匡本人一直未有承認，只說「學生放火是以洩一時的忿怒」。事件不但顯示了當日的政治時局，還揭露出學生代表的品行和承擔問題。

據北京大學學者陳平原指出，「弄清是誰先喊直奔曹宅」的口號己不太可能。在火燒曹宅後，被捕學生三十二人，當中二十人為北大學生，其他院校各有少數。據遊行人數顯示，北大有三千多人，法政專門有七百至九百人，其餘各有數百，而被捕學生數字亦應與此比例相符，但當日卻未有法政專門的學生被捕。就以上演講對話和行動方面，可進一步推斷，法政專門的學生在整個遊行中表現較有組織，亦較為理性，部份甚至未有參與曹宅的衝突事件，否則不可能沒有人被捕。

「五四運動」後，多間專門學校學生發起罷課，三名「親日派」官員被罷免。另外，當時的北洋政府政策相對地開放，事後部份學運領袖仍受政府資助出洋留學。法政專門的學生在留學後返國，有的成為法官、外交官、文化學者，而北大學生亦有成為著名文人、史學家等。

其實一場學運或遊行，過程和結果正反映着國人的文明程度，「和平示威」並非必然。歷年來，無論遊行或是學運，似乎都無可避免會釀成衝突。然而，本港年前的「七‧一遊行」，五十萬港人充份表現了「和平示威」和法治精神，與當年「五四」遊行的法政專門學校學生不謀而合。「五四」至今，從歷史得知，中國一個世紀前，已有學運精英率先了解到文明和法治。